2024年，上海某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引发广泛争议的抚养费纠纷案。28岁的未婚妈妈李娟（化名）独自抚养2岁女儿，因前男友张强（化名）拒绝承认亲子关系且拒付抚养费，被迫通过法律途径申请亲子鉴定。这一案件不仅暴露了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的困境，更折射出法律程序与伦理争议交织的复杂现实。
案情回顾：从情感破裂到法律博弈
李娟与张强于2020年确立恋爱关系，2021年分手后，李娟发现怀孕并选择生下女儿。随着育儿成本攀升，她多次联系张强协商抚养费，但对方坚称“孩子与我无关”，甚至质疑李娟的“道德动机”。2023年，李娟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支付抚养费。
庭审中，张强拒绝配合亲子鉴定，声称“鉴定侵犯隐私权”，并质疑李娟“借孩子勒索钱财”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三十九条，若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亲子鉴定，法院可推定主张成立。最终，法院结合李娟提供的聊天记录、孕期照片等间接证据，判决支持其诉求，张强需按月支付抚养费至女儿成年。
法律困境：自证清白的举证之难
尽管李娟胜诉，但维权过程长达10个月，暴露出非婚生子女权益保护的三大痛点：
1. 举证责任倒置的伦理压力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71条，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，但生父身份确认需母亲主动举证。本案中，李娟需先证明与张强存在亲密关系，再申请法院强制鉴定。这种“自证血缘”的过程，往往让未婚妈妈承受“道德审判”——社会潜意识中将“未婚生育”与“行为不检”挂钩，加剧了维权者的心理压力。
2. 技术依赖与程序拖延
亲子鉴定虽是关键证据，但需男方配合采样。若对方拒不合作（如张强初期态度），案件可能陷入僵局。上海某律所统计显示，2022年类似案件中，30%因男方拖延鉴定导致审理周期超6个月，部分女性因经济困难被迫放弃维权。
3. 执行阶段的现实阻力
即便胜诉，抚养费执行仍存变数。张强在判决后一度“失踪”，李娟不得不申请法院查询其银行流水、社保记录，才确认其真实收入。此类情况在灵活就业群体中尤为突出，部分当事人通过现金交易、频繁换岗逃避责任。
伦理争议：科技能否定义亲子关系？
此案引发公众对亲子鉴定技术伦理的反思。支持者认为，DNA技术是保障儿童权益的“正义工具”；反对者则担忧，其滥用可能瓦解家庭信任基础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张强在诉讼后期提出“即使孩子是我的，我也不想负责”的言论，暴露出部分男性将亲子鉴定视为“责任豁免令牌”的心态。法律虽能强制经济补偿，却无法修复情感缺失。对此，华东政法大学家庭法专家指出：“亲子关系不仅是生物学概念，更是社会契约。法律应引导当事人正视责任，而非仅用技术切割情感。”
社会启示：如何打破非婚生育的隐形歧视？
李娟的遭遇并非个例。上海市妇联2022年调研显示，61%的未婚妈妈在争取抚养费时遭遇“污名化”，如被质疑“私生活混乱”“骗取钱财”。要改善这一现状，需多维度发力：
法律层面：探索“亲子关系推定”制度，缩短举证流程；建立失信父亲名单，与征信系统挂钩以提高执行威慑力。
社会支持：设立非婚生育专项法律援助基金，降低维权成本；推动社区育儿资源公平分配，减少对非婚生子女的制度性歧视。
观念革新：通过公共教育淡化“婚生”与“非婚生”的身份差异，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平等责任。
结语：从个案到制度进步的契机
李娟案终以“胜诉”落幕，但其背后折射的仍是法律与伦理的未竟之题。当技术成为自证清白的唯一途径时，社会更需思考：如何构建一个无需“自证”便能保障儿童权益的环境？或许答案不仅在于完善法律条文，更在于推动社会放下对“非婚生育”的偏见，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平等与尊严中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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